客运吞吐量最高曾达到全球第二位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下称“首都机场”)在过去一百五十多天时间里虽然没有切断与全球诸多重要航空枢纽的交通联系，但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国际航班大规模停航以及在防控需求下执行的诸多限制性政策影响，已经很久没有重现往日旅客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
首都机场的现状也是COVID-19疫情对民航业造成巨大冲击的一个缩影。
此前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在年初疫情爆发高峰过后相关的限制性政策并未有所松动，比如从3月起为了防止疫情从境外回流国内，“第一国门”首都机场就对为数不多的国际航班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第一入境点”政策加以限制。
但这一局面从9月3日起终于得以改变，中国民用航空局(下称“民航局”)宣布自当日起，将先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希腊、丹麦、奥地利、瑞典、加拿大等8个输入病例较少国家至北京的9个航班。
部分国际航线开始直飞北京
9月3日6时47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航”)CA746航班执飞的金边-北京航线航班在首都机场降落，成为在“第一入境点”政策限制局部解除之后，时隔一百五十多天首都机场迎来的第一个定期直飞国际客运航班。
从3月23日开始执行的首都机场“第一入境点”政策使得首都机场所有定期国际客运航线都无法直接飞抵首都机场降落，而是要首先根据相应的安排在“分流”机场降落，并提前进行相关的检验检疫工作之后才能继续飞往北京。
这一政策实施之后，虽然最近几个月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定期客运航线恢复速度在加快，但复航的航线更多集中在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分流”造成的诸如地面保障、机组工作时间超时以及一旦出现其他问题分流机场可能无法更好处置等问题，都成为首都机场恢复更多国际航线的阻碍。
“国内航空公司还好说，不管在哪个机场分流出现问题处理起来都方便，但对外航来说就不得不考虑更多问题，比如飞机出现故障怎么修理？机组超时执勤还需要更换，再就是增加一个起降带来的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所以很多公司即便更希望复航北京航线也不得不暂时先放弃，”一位国有航空公司的中层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仅影响到国际业务，实际上对首都机场总体的客流恢复速度都造成了影响。
”
相对更严苛的防疫政策使得首都机场在民航业进入快速恢复周期以来回暖相对缓慢，根据民航数据分析机构飞常准发布的民航运行报告显示，在国内千万级客流机场航班量恢复数据来看，5月就已经有32个国内机场出港航班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0%以上，而首都机场当月恢复还不到40%。
而受到6月北京疫情防控再度升级的影响，当月首都机场出港航班量更跌至去年同期的30%。
航企积极响应
随着国内基本解除人员流动限制，跨省旅游以及商务活动开始恢复，一些机场的航班量从7月到8月开始飙升，比如三亚凤凰机场8月出港航班量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112%，当月全国有87%的千万级机场出港航班量恢复至去年同期80%以上，但首都机场8月航班出港量仍未达到去年同期的60%，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仍有庞大的国际航班或是无法直接进京，或是暂时没有恢复运营。
而相比之下从7月开始众多欧美和中东地区大型航司纷纷开始重启中国航线之时，首先都选择从上海或是广州开始。
好在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尤其是从8月开始实施的境外旅客需持核酸检测报告搭乘飞往中国航班的新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内对于境外输入的检验检疫压力，因此按照一直以来“渐进式”放松对国际航线的管控思路，也使得诸多限制政策开始逐渐松动。
再就是此前曾经要求航空公司入境国际航班客座率不超过75%的限制也开始在一些疫情不严重国家相关的航线中不再做硬性要求，实际上都预示着中国正在可控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恢复航空运输业的正常运转秩序。
对于航空公司和机场而言，经历了大半年损失惨重的至暗时刻，也极度渴求行业早日回归常态，因此也更为积极对政策变化第一时间做出响应。
国航9月3日发布公告，宣布将金边、雅典、哥本哈根、曼谷、斯德哥尔摩、维也纳以及温哥华至北京的航线从9月3日至9月14日陆续开始恢复直接从北京入境。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2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65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月3日起“稳步有序恢复直航北京国际商业客运航班，试运行阶段每日直航航班人数统筹掌握在500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