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北京操盘手”，因荐股特准而名声鹊起
就在中国证券市场著名的“8·10”事件的1992年，李克华刚刚从大学毕业，专业是微生物学。第一家单位是大型国企，自己觉得做的很努力，但是待遇总是上不去。至今还记得第一月的工资是102.5元。1996年辞职以后就到了中关村，李克华称自己是公司里除打字员以外学历最低的，但是工资是除了老板以外最高的，一个月6000元。钱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观念上与老板总有一些分歧，于是又改行。这一次改行就把干什么能最快挣钱当成惟一的标准。
“北京操盘手”这个名字对上网的股民来讲太亲切了。只要在和讯网的查找栏里打出这几个字，就可以把他今年贴的272篇股市分析、个股推荐的文章调出来，每篇都有不俗的点击率，最多的是那篇写于今年9月5日的《主力砸盘，目的何在》的文章，点击次数达到12757次。
洋溢着成功者的自信和喜悦，这是李克华与其他几位散户的最大不同。1997年信心很足地踏入股市，结果是第一年赔了一半。他说那种赔钱的感觉真是刻骨铭心，“第一年我是赔得一塌糊涂，当时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经验是花精力搞分析不如花精力搞消息。听消息的代价就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股价一跌就割肉，看看又涨上去了就跟进买入。”
这样赔了一年，但是生活还要继续。1999年是散户丰收的年景，有统计说40%的股民赚了钱，李克华也在这一年翻身。从1999年开始，李克华就不听任何消息，只凭自己的分析来做，这一做不要紧，当年的收益达到80%，2000年更是辉煌，收益已经是4倍多。伴随这种收益的成本就是大量的分析和计算工作。李克华把股票归了45大类350小类，家中的资料已经堆满了书房的几个大柜子。“我每天早晨6点就起床，晚上一般也要到12点才睡觉，像昨天，就是干到2点才睡的。”
李克华给自己定了选股“10不准”：PT、ST不选；基金不选；汽车不选；网络股不选；近阶段高价位(40元以上)不选；银行股不选；新股上市第一天不选；增发新股不选；一个月内有短配的不选；自己看不懂的不选。李克华对此的解释是：“再简单一点说，我只赚我看得懂的股的钱，只赚研究透的股的钱，只赚理性的钱，不赚运气的钱。”
在这种理念与原则的支撑下，李克华觉得自己做股票不再着急了，因为选的每一支股票都是自己精心计算的，暂时的涨跌丝毫不会影响他对形势的判断与自信。今年春节前市场一片看空，而他是满仓过节。春节以后陆续在网上荐股，出奇地准，到现在为止，共荐股37支，成功的33支。所谓成功，就是10天之内涨10%。“北京操盘手荐股特准”的消息在网上、网下传开了。以至于他妻子在公交车上都听到不认识的人在夸“北京操盘手给我们送钱”。
赚钱的成功与被人认可的成就营造了李克华现在笑盈盈的状态。
王燕奇
说起自己做股票与小时候家中的清贫，已经36岁的王燕奇哭了
“生活中的我很简单。我穷过。小时候，母亲用26元钱养活我们三个孩子，现在我还以为奢侈是罪恶。父亲在‘文革’中受冲击，这甚至影响我加入红小兵、上好大学。现在自己也有了千万家财，但是股市改变不了我对金钱的心态。第一次挣了20万元的时候，我只高兴了2个多小时。我做股票上瘾了，这是一个很公平、自由的地方，也是我养家糊口的地方。”
做股票可能没有不先赔点钱“交学费”的。王燕奇也不例外。就在中国股市最熊的1993年6月，王燕奇赔得精疲力尽，甚至没有力气走到营业部去。“我从1992年做股票，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只听过一次消息。而这一次消息的代价是，我赔了8万元。”王燕奇现在已经是银河证券研发部的工作人员。采访伊始，就给记者念了自己总结的股市33条经验，而每一条都是提纲挈领，类似于教科书的目录。而王燕奇解释：“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是总结以后才看的教科书。有时候我是反技术的，反的是经典教材的技术。”
王燕奇介绍自己做股票有几个阶段。1992年到1993年8月是一个非常盲目的阶段，在市场就是追涨杀跌、盲目投资。在1993年8月，市场马上就要击穿1100点的时候，就像悟出点什么一样，一下子明白了股票，也可以说是对市场有了感悟，就有了自信。“在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靠从股票市场搏取一点微小的差价度日。常常是靠一两毛这样的小差价来维持生活。在熊市的末端，我也甚至产生过憎恨股市的念头。”
在王燕奇对股市的33条经验里有一条是对庄家“转换”的关注。“转换”这个词是王燕奇自己引用到这里的，归于主力底部吸筹的某个阶段。这种“转换”类似于王燕奇对股市的“悟”———不为股市的涨跌所诱惑，也类似于股市人生的一种心态———历经底部的震荡转换，等待主力的放量上扬。
1996年以后，重新回到股市里的王燕奇立志要当市场里最规矩的投资人。每一个操作，都要遵循自己的纪律。也就是从1996年以后，王燕奇做的股票没有一支不赚钱。“但是我做股票的规矩太多，甚至一些朋友也不理解。连我女朋友有时候也着急，恨不能今儿给她推荐一个，明儿就涨起来。”问起王燕奇对股市的领悟是否受过儿时清贫的影响，王燕奇的语音哽咽。
邱力原
在几位精英中，来自湖南的邱力原最具神秘感，神秘源于他一连串的称谓，俗一点的是“邱大户”，玄一点的是“三湘股神”，夸张一点的是“湖南股民领袖”
可眼前的邱力原文质彬彬，笑容可掬，全然没有征战十载腰缠万贯的股神气派，倒像一位走进课堂的学者。
虽然外表像学者，追根溯源才知“邱大户”是位地道的生意人，80年代在国营百货商店当经理，1986年辞职下海办了一家销售机电化工产品的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属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1990年深圳股票热蔓延至长沙，多年的生意经告诉邱力原，新机遇来了。于是怀揣50、60万元积蓄直奔深圳，和其他早期股民一样挤在柜台前抢购深发展的认股权证，从此扎进股海一发不可收拾。
和每一位股中人一样，邱力原也尝遍了酸甜苦辣个中滋味。“由于起点比较高，1990年到1993年底机会抓得比较好，赚钱挺容易，但到1994年却损失惨重。最顺时一个星期赚480万，最不顺时一天亏53万。”说这番话时，邱力原的表情很平静，可当时的惊心动魄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局外人无法感受的。他对记者说，大喜大悲的炒股经历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以前开朗好动，现在沉稳多了，性格与行情似乎融为一体，行情好时属激进型，动如脱兔；行情差时则变得稳重，静如处子。”另外，人的性格也会影响炒股的效果：“太急躁、太胆小都不好，该胆大时就胆大，该果断时就果断。”
邱力原成名于湘股的炒作，1995年他告别散户身份，成立了全国首家证券协会———“长沙证券学会”，边炒股边做代理和培训。1996年学会与当地券商联手利用集体智慧成功炒作了湘股，被喻为“5小龙”的小盘股组成湘股板块，很是风光了一阵，成为当时引领股市的新潮流。对于炒股的绝窍，邱表示，时过境迁，市场变数太多，“当年赶上了好时候，比现在好赚钱”。他只提到两点：一是心态要好，二是综合素质要高，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对于操作方面的建议，他也提了两个，一要炒本地股，寻找没有送配或即将送配的京股；二要在二级市场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到B股、法人股、二板等地方寻找新机会。“我和你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看到战友亏钱比我自己亏钱还要心痛！”一句话博得掌声一片。
崔伟宏
6年赚100倍，也亲眼见过股民跳楼
1990年开始，崔伟宏便和第一批股民一起，每天挤破深圳惟一一家网点的大门，看着黑板上的手写的行情，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一提到崔伟宏，深圳股民就会想到“6年赚100倍”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96年，当时还是银行职员的崔伟宏一举成名。时过2年，当记者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报告会时，崔已是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证券时报》的股评专栏里。
连夜赶到北京的崔伟宏略显疲倦。他说话的语速很快，以他的解释是“脑子转得太快，说话总跟不上思维。”崔伟宏给记者带来一样东西，是一张老式交割单———1990年7月12日，深万科，6800元买入1000股。崔告诉记者，这是他进入股市的第一笔交易，结果赚了一倍。第一次尝到赚钱滋味的崔伟宏对深万科感情颇深，10年后他不仅仍珍藏这份交割单，还以成功人士的身分买下万科的豪宅。
曾有人说过，“股市可以改变人生的不平等”，崔伟宏的经历应验了这句话。他从小家里不富裕，靠助学金读完大学，1986年从吉林财贸学院毕业，毅然从东北老家南下广州，在一所金融高等学校任教，“当老师的日子很苦，住的是铁皮房，一个月几十元工资主要花在吃饭上。”崔伟宏对当时的生活记忆犹新。
告别散户，崔伟宏不再关注某支股票，而是更全方位地关注市场，他有两个担忧：“我亲眼见到几位股民跳楼，不希望这种悲剧重演，中小投资者一夜暴富的心态要不得。回头想想，每支股票放一年都会有收益，千万别急躁。”
后散户时代
12月16日清晨，六位股民中的佼佼者坐镇京城，他们是人称杨百万的杨怀定、被当地人誉为三湘股神的邱力原、六年百倍的崔伟宏、人称北京操盘手的李克华、熊市高手王燕奇，以及旁门左道赵银法，京城数百股民旁听了他们的座谈。
当晚，散户偶像的杨百万就要赶飞机回上海。他在离开京城前对自己散户的地位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曾经是个散户，后来当了大户，现在又回到散户们中间，还是个散户。中国股市有四千万散户，构成了一支庞大而又奇特的队伍。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技术，也不太看重技术的群体。就在熊市高手王燕奇在大投影前声嘶力竭解释自己对“底部”的理解时，旁听的散户们发出一阵骚动，这不是对理论的响应，而是杨百万刚刚从“证券十年论坛”赶过来。当他抒发了一席对散户前景的畅想之后，数百散户们爆发出的那一阵阵激动而热烈的反应，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散户们最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精神。从宏观来讲，在与庄的十年抗击中，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十年了，查报表、翻股评、打听消息，他们受的累、忍的气太多了。于是在座谈会之外，本报记者又采访了四位散户高手，少谈技术，多谈一些精神，这种精神包括从几千元、几万元熬成千万富豪的一种心理变化，也包括与庄斗法的成熟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