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其著作《金融炼金术》中系统地整理了“即时实验”，为我们追踪他的投资经历留下了宝贵的轨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即时实验”正碰上国际货币史上极其重要的“广场协定(PlazaAccord)”。
1985年9月22日，美、英、法、德(当时的西德)、日五大工业国(“五国集团”)的财长齐集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Hotel)开会，一致认定80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汇率已经过高，达成联手打压美元的协定。
“广场协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以日本为例，1971年8月15日以前，日元和美元之间是固定汇率：360元兑1美元，这是1949年美国根据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确定的。30多年后日本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6.1倍，1960年是11.8倍，1970年是5倍，1980年是2.6倍，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对美元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与此同时，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也使马克挑战美元。“广场协定”的结果，日元从1985年的25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从此开始的日元的强劲升值，带来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及其后长时间的困境。
对于索罗斯来说，“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从里根上台后实行“强势美元”政策起，索罗斯就预见到一个新的“盛衰周期”将临，因为强势美元政策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背道而驰。尽管马克和日元正在贬值，他却大量持有。
当索罗斯得知广场大饭店会议后，他便通宵达旦地加磅。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兑日元从239下降到222.5，下降4.3%，创下历史纪录。人们欢呼雀跃纷纷获利回吐，索罗斯却进一步大量买进日元。到10月底，美元下跌13%，兑换205日元。到1986年9月，下降到兑换153日元。外币兑美元平均升值24%-28%。
索罗斯这一盘下了15亿美元的赌注，大部分押在马克和日元上，他赚了大约1.5亿美元。在1985年9月28日的日记中，索罗斯把当时的突击行动称之为“一生中的一次消遣，最后那一周的利润比最近4年金融交易损失的总和还要多……”
这是奠定索罗斯专业声誉的一战，也预示着国际货币市场更大的风暴。
把握索罗斯，还必须了解他的另一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历史狂，因为我真的希望能改变历史”。
1979年索罗斯在纽约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开放社会是索罗斯当年的老师、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在1945年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索罗斯将其发展成一种个人的社会理想。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到1994年，他创建和提供资金的许多非盈利性基金会和机构，已构成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在31个国家中运作，遍及中欧和东欧、前苏联、南非、海地、危地马拉和美国。纽约开放社会研究所(TheOpenSocietyInstitute-NewYork)和布达佩斯开放社会研究所(TheOpenSocietyInstitute-Budapest)通过为基金会制定共同发行计划，对这些基金会和机构提供行政、财务和技术支持。索罗斯还创建了中部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和公共媒体研究所。每年的花费超过3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