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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起蛮荒
来源：长江金融超市
一、大气武汉——重工业城市的涅槃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武汉的经济结构与规模都跟同为中部中心城市的长沙非常相似。那一年武汉的GDP为53.4亿，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增加值5.8亿，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增加值34.5亿，总人口数为567万。而长沙的GDP为56.7亿，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9亿，第二产业增加值33.1亿，总人口数为470万。
在这个时刻，武汉的产业基础跟长沙差不多，武汉算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之一，有一些纺织与炼铁的基础，在文革期间这两个东西也没被破坏干净。长沙则算是当时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军工城市，依托于“国防科大”，建立起了完整的军工产业链。这两个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重工业作为了自己经济发展方向。
到2000年，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武汉已经逐步发展起了从钢材冶炼、重型化工到装备制造、汽车的整条产业链，代表性企业包括武钢、武重、武锅和东风汽车。而长沙则只搞出一个重型工程机械产业撑门面。2000年武汉的GDP为1206亿，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533亿，总人口749万；而长沙的GDP为715亿，只相当于武汉的5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8亿，只相当于武汉的52%，人口583万，只相当于武汉的78%。经过20年的发展，武汉已经将长沙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进入新世纪的武汉有着非常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与之同时，它有着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他们世代群居汉口，手艺代代相传，识文断字，并有着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再配合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群体，简直是所有企业家心目中的天堂。在中国，能同时实现这两点的城市，除了武汉之外，只剩下一个沈阳。然而沈阳在新世纪之后迅速的走向没落，而武汉则继续突飞猛进，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继续往上下游拓宽产业链。解释造成这种差别的缘由，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在这里，我必须先集中阐述一下，重工业是什么？重工业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一方面，它生产工业原料，比如钢铁冶炼；另一方面，它生产工业机械，比如重型机床、大型锅炉。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的眼中，就是傻大黑粗的代表。似乎重工业就必然烟尘滚滚，遍地油烟，工人们进出厂门，都是满身污渍，一身臭汗。然而重工业必然如此吗？它就不能精细化吗？工业原材料发展到后期，就是材料工艺。在新型材料领域的空白状态，是制约中国制造业进步的最大桎梏，没有之一。
我们传统的钢铁冶炼业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就能生产特种钢材。2015年中国的普通钢材产量11.2亿吨，基本全都属于严重过剩产业，售价大概在2000元/吨左右，全面低于成本价，钢企们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2015年我国进口了1278万吨的特种钢材，总进口额889亿人民币，算起来单价高达6856元/吨，是国内普通钢材售价的3倍多。老蛮我自己是玩刀的，没事就定制一把刀玩，但是材料从来都只用进口钢材，国产的所谓特种钢，无论号称材料硬度达到多少HRC，都是瞎扯淡的。
顺带说一句，我手上最好的一把刀，用的是日本产的粉末钢，硬度67HRC，面对国产钢材打造的刀具，基本上能做到削铁如泥。至于工业机械领域，发展到极致，就是精细制造，就是三D打印。这方面我们更是想都不要想。以金属加工机床（包括切削及成形机床）为例，国内2015年生产了8.9万台，但是当年度居然进口了9.1万台，比国内的生产量还多。国内的机床主要应用于粗陋型的生产，砸个铁板做个钉子啥的，稍微精细一点的标准件加工，企业们都会优先选择进口机床。三D打印企业，说起来好像我们拥有了很多似的，但实质上，就是从国外把全套设备乃至是原料统统进口过来罢了，国内就是组装和演示了一下，然后就号称自己也有三D打印能力了。这跟掩耳盗铃也没啥区别。
中国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工业化进程，36年过去了，重工业还是个脏笨粗陋的形象。明明发展空间大得要命，往前的空间还多的是，偏偏就是不肯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满足于停留在傻大黑粗的阶段，不停的重复建设脏乱差的工厂，搞得产能过剩得要命。这事儿的原因细究起来，无非就是重工业企业往往都属于所谓的国家命脉，基本上国企都处于高度垄断地位，轻易不容民资涉足。
另一方面，饱受歧视的民资的资金成本都高得要命，确实也支撑不起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长期巨额投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基本上就造成了这个国家的重工业在这三十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除了进口一些外国的生产线之外，就没有过别的什么原创性的进步。正因为此，在最讲究精细化的集成电路方面，中国基本上全面依赖进口。
2015年中国国产集成电路1087亿块，而进口量高达3140亿块，进口总额高达1.43万亿人民币，要知道2015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也只不过8333亿人民币而已。而2015年中国全年的海关总进口额也只不过是10.45万亿人民币，单集成电路这一块，就占了13.7%。中国的所谓发达的电子产业，基本上就建立在集成电路的大规模进口之上。
东北地区自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处于凝固状态，沈阳坚持搞了三十多年的傻大黑粗的重工业，最后的结果，就是被这个越来越讲究精细化的时代所淘汰，河北唐山基于相同的原因坠入了深渊。但是武汉却是个异类。首先，在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还没有爆发的时刻，武汉就开始了主动缩减产能。2013年武汉钢材产量达到1812万吨的峰值，2015年就降到了1588万吨，减幅高达12.4%；同期全国的钢材产量则从10.68亿吨上升到11.23亿吨，增幅5.1%。纺织领域同样如此。2013年武汉的布匹产量达到1.49亿米的峰值，到2015年，就降到了8412万米，降幅高达43.5%！而同期全国的布匹产量则从683亿米上升到710亿米，增幅4%。
武汉在三年前，就开始了主动去产能，而其它城市在此期间，却在拼命的扩大这些垃圾产能规模。即便重庆这样所谓的经济明星城市，钢材产量也从2013年的1323万吨上升到2015年的1411万吨，增幅6.7%，增幅甚至比全国同期的增幅还高了1.6%。
武汉从2000年开始布局光缆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到现在几乎占据了国内的垄断性地位，烽火通信和武汉长飞这两家武汉企业，现在算是光缆产业领域内最知名的品牌企业。2015年武汉的光缆产量4224万芯千米，全国的总产量为34947万芯千米，武汉的产量占全国的比值为12.1%。说起来，光缆这种东西，讲究就是精细化的金属加工，这正好是武汉的金属冶炼行业的延伸，算是重工业产业链的拓展。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走上了精细化生产的道路。此外，从重型化工延伸出去的化学制药，同样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15年武汉的化学药品（原药）产量1.67万吨，较2008年的5326吨，增长了214%。当然了，从重工业发展到汽车行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武汉目前是中国汽车品牌最丰富的城市，拥有东风、雪铁龙、标志、本田和雷诺五大品牌。2008年武汉汽车产量74万部，到2015年增加到143万台，增幅93%，汽车产业自此发展成为武汉的支柱型产业，年产值超过2500亿。
在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重工业之外，武汉积极拓展消费品制造产业。2004年武汉引入台湾最大显示器制造企业冠捷。到2008年，武汉的显示器产量1044万台，2013年1372万台，2015年达到1835万台，占全国总产量的比值约11%，是中部地区最大的显示器产地。这里顺带说一句，国内最大的显示器产地是江苏南京，2015年的年产量为2939万台。
这么总结起来一看，武汉的光缆产业和显示器产业，都占据了全国10%以上的市场份额，化学制药和汽车产业表现得也不错，对武汉这么一个中部城市来说，在主动缩减传统的重工业产能的同时，竟然发展出了四个全新的支柱型产业，这种成绩真如神迹一般，让人耳目一新。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唯有武汉，能实现这种真真正正的产业升级换代。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武汉的这种产业升级，并不是靠所谓的投资拉动的。2008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1055亿，全省2834亿，武汉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37%。到2015年，武汉的固定资产投资7725亿，而全省28250亿，武汉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下降到了27%。7年下来，比值足足下降了10个百分点。在事实上，武汉经济没有丝毫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它只不过是从根子上重视实业，它真正的在尝试精细化生产，在扭转中国制造“傻大黑粗”的形象。
武汉的政府官员大概算是中国最含辛茹苦的一批人了。他们每天都要面对武汉市民的嘲讽和唾骂，但是他们十年如一日的推进着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工作：重工业向精细化升级。到今时今日，这个城市终于成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产业集中地，在经济日益萧条的今天，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唯有武汉和合肥，能够实现产业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够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也正因为此，抱着避险目的冲入楼市的资金，推动了这两个城市房价自去年以来的迅猛上涨。
二、风起合肥——投资依赖型城市的标杆
1、投资依赖
合肥在国内的口碑非常一般：严重的投资依赖和飙升的房价，是这个城市留给普罗大众的最主要的印象。然而本文将会通过严密的数据链条，颠覆大家对合肥的印象。本文为合肥选定了两个相同类型的比对城市：重庆和西安，这也是中国三个最为知名的投资驱动型城市。
来看看这三个城市的固投数据。合肥陷入投资依赖之中，始于2007年，当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1310亿，GDP为1334亿，比值98%。此后合肥长期维持着这种百分百左右的固投比值。2010年合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3066亿，对比当年度2702亿的GDP，比值高达114%；2015年合肥固投规模6153亿，对比5660亿的GDP，比值109%。要说推动合肥经济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持续时间长达9年的海量固定资产投资，想来不会有任何争议。
与合肥的情况类似的是西安。2007年西安固定资产投资额1435亿，对比当年度1737亿的GDP，比值为83%；到2010年，3250亿的固投额对比3240亿的GDP，比值就达到了100%，此后这种百分百的比值长期维持，2014年5903亿的固投额对比5474亿的GDP，比值达到了108%。
当然了，2015年西安固定资产投资额连年高速增长的势头突然被打断，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从2014年的5903亿剧烈下降到了5165亿，对比2015年5810亿的GDP，比值下降到了89%，但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比值。至于西安的固定资产投资被打断的原因，这事儿太敏感，这里就不细述了。
至于重庆，固投比值没有像合肥西安这么夸张的长期维持在百分百的超高位上，它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07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3161亿，GDP为4111亿，固投对GDP的比值为77%。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6939亿，GDP为7894亿，比值上升到了88%。到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额15480亿，对比15719亿的GDP，比值上升到98%。
我们现在的所有问题都将会集中到这一点上：为何同为投资驱动型城市，合肥重庆和西安的经济发展结果却千差万别？固定资产投资本身，有没有优劣之分？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在中国经济界从未有过正式的研究，而老蛮我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会给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答案。
资料图
2、工业立市
首先要明确的是：合肥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2015年合肥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增加值为3098亿，较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增加值2299亿，比值为135%。第二产业规模较第三产业规模高出了足足35%。要知道作为省会城市，一般都会集中全省的人力财力物力，把第三产业的泡泡吹起来，这对全国所有的二线省会城市来说，都不算什么难事。举几个合肥周边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浙江杭州，作为互联网圣地，2015年第二产业规模较第三产业少了足足33%；江苏的千年古都南京，2015年第二产业规模较第三产业少了30%；湖北武汉，国内唯一实现了传统重工业升级换代的城市，第二产业规模也较第三产业少10%；而大河南的工业重镇郑州，第二产业规模也只是比第三产业微弱高出2.4%。这周边四个省会，第二产业都没有合肥那样显著的优势地位。这么一比较，用“工业立市”来总结合肥的产业经济特征，应该是恰如其分。
至于本文中拿来作为重点对比的那两个投资依赖型城市，重庆的第二产业增加值7071亿，对比第三产业的7497亿，比值为94%，两者非常接近，第二产业规模只比第三产业少了6%。而西安的数据就将迎来一个大惊吓。2015年西安第二产业增加值2165亿，对比第三产业3424亿的增加值，比值仅仅只有63%，第二产业规模较第三产业规模少了足足37%。对比来看，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规模，合肥为135%，重庆为94%，而西安只有63%。合肥是这三个投资依赖型城市中最为典型的工业城市，重庆的发展较为均衡，而西安则是明显的跛脚虎，工业完全没有取得支柱型的地位。
这种产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一定会在在宏观经济发展数据上表现出来。考虑到2011年三分巢湖对合肥经济规模的影响，我们只对比从2011年到2015年的GDP数据。合肥的GDP规模从3636亿增长到5660亿，增长幅度为56%；重庆的GDP规模从10011亿增长到15719亿，增长幅度为57%，与合肥基本相同。而西安的GDP规模则是从3864亿增长到5810亿，增幅只有50%。单纯看2015年的话，差别更大。2015年合肥GDP为5660亿，相对2014年的5157亿，名义增幅为9.7%；重庆2015年的GDP名义增幅为10.2%，而西安只有可怜的6.1%。
如附表所示，我们给出了从07年至2015年合肥重庆和西安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最主要的投向，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合肥将32%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向了制造业，显著超过房地产开发业的24%，这恰恰就是合肥在这三个城市中取得最快的经济增速的原因；重庆则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上进行了均衡投资，两者均为25%；而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西安，则只将15%的资金投向了制造业，却将30%的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这种数据对比的结果让人一目了然。
重视实业，将资金引入制造业，才是发展经济的正道。地产开发，金融贸易，路桥机场，这些第三产业领域的投资，都建立在制造业的根基之上。根基不牢，第三产业的泡沫迟早都会破灭。建再多的房子，也不过是鬼城；修再多的银行，也只能破产；建再大的机场，也没有乘客。
以工业立市的合肥，无疑没有辜负海量的投资。它科学的将三成的资源都引入了制造业。这种连续九年的实业沉淀，一定会结出绚丽的硕果。
3、实业硕果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合肥的特点就是工业立市，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投资依赖型城市的核心特征。国内此前根本就没人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过投资型城市的差异。然而，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数据狂，如果我只论证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依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即使是制造业，也有过剩产业和朝阳产业的区分。
重庆对制造业也算是重视，投资规模也挺大，但是它主要是把资金投入了钢铁水泥铝材这类过剩产业里，以钢材为例，2007年重庆的钢材产量436万吨，到2015年已经狂涨到了1411万吨，9年时间，产量剧增了近一千万吨，增幅高达2.24倍。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被中央财政遗弃了的东北三省为了钢材这类过剩产能焦头烂额，下岗工人以百万计，而获得了政策青睐的重庆还在坚定的扩大钢材生产规模。即便是重庆将25%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投入了制造业，比西安要高出了10个百分点，但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沉淀在了过剩产能之上。重庆这种投资带来的过剩产能增长，注定只是昙花一现，毫无后劲可言。那么，合肥的制造业的情况又怎么样？它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吗？
合肥制造业排名前三的产业依次为：装备制造、家用电器、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产业所对应的具体代表性产品。装备制造业方面，2015年的数据还没公布，不过可以看看2014年，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的产量为42459套，这玩意在2007年前的产量基本为零，此后从无到有，逐步承接了上海装备制造业的转移浪潮，2011年的产量为18501套。从2011年到2014年，产量增幅高达129%，并因此成为合肥制造业排名第一的产业。
再看家用电器业方面，这个倒是合肥的传统产业，2007年合肥家用洗衣机产量551万台，家用电冰箱产量670万台，彩色电视机产量257万台。到2015年，家用洗衣机产量提升到1585万台，增幅187%；家用电冰箱产量2550万台，增幅281%；彩色电视机产量697万台，增幅171%。家用电器目前在国内确实也呈现消费疲弱之势，但无论如何，也比重庆在钢材水泥上堆砌投资，要好得多。
最后看看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业。2015年合肥的液晶显示屏产量高达2.3亿片，与自动化控制系统类似，这玩意甚至在2012年之前，合肥都还没有生产能力，同样是从无到有，到2013年的产量就达到了1.1亿片。2013年到2015年的3年时间里，产量增幅高达109%。
当然了，为了避免重庆粉跟我较劲，我把合肥的钢铁产量的数据也列出来。2007年合肥钢铁产量159万吨，2015年的产量为282万吨，按比例来算增加了77%，也确实算是有所增长，只不过从绝对值来算，少得可怜，要知道重庆的钢铁产量增长，那都是千万吨级的。合肥的这点子产能，连重庆的零头都比不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合肥固然是一个典型的投资依赖型城市，但是它没有浪费资金。它尽其所能，将资金引导到了实业之中，这为它带来了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口的大量增长。
在附表中我们给出了2011年至2015年三个城市的人口增长数据。在比例上，合肥的人口增长幅度无疑是最高的。如果把时间拉长到2007年至今，合肥的常住人口增幅更高，从491万人增长到779万，即便扣除2011年因三分巢湖而增加的182万人口，增幅依然高达21.6%；同期重庆的常住人口则是从2816增长到3017万，增幅仅为7.1%；至于西安，则只不过是从830万常住人口增长到870万，增幅只有可怜的4.8%。
我们必须明白，对于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这件事本身，很难给予道德上的评价。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所有成绩，其实说到底，就是一种投资驱动的结果。吸引外资，工农业剪刀差，以及穷西部的财力支援东部的基础建设，凡此种种，都是投资手段，都是集中资金办实业。
经济发展一定需要资金推动，将投资驱动污名化，这事其实很没意思。这些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学界对我大中国政府大量印钱投资口诛笔伐，骂得好像投资这事从根子上就错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要像西安似的，钱都花到了面子工程和房地产上，对实业不闻不问，这种投资肯定是错的。但这是投资方向上的问题，不能因为出了西安这种奇葩，就否认合肥在经济上取得的显著成效，甚至把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都给否认掉。
投资！向实业投资！这才是这个国家此前能维持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忘掉了这一点，迷信房地产和互联网才能救中国，这一定意味着灾难。而灾难，已经近在眼前。
三、辛酸常州——坚守实业，负重前行
常州的民营资本非常发达。2015年，常州民营经济增加值3541亿，占当年度常州GDP的比值高达67%，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有意思的是，这些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实业领域，在2015年常州民营经济创造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866亿，占民营经济增加值的比值为53%。在投资数据上更能看出常州民间资本对实业的坚守。
2015年，常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399亿，其中民间投资额2574亿，占比76%。这2574亿的民间投资中，有1513亿投向了工业领域，占比高达59%。今年1到7月份，在实体经济日益萧条之下，常州人民依然顽强的坚守着实业投资的传统，民间投资总额1580亿，其中工业投资980亿，占比不降反升，达到了62%。基于我本人的恶趣味，我实在是要拿广州这个二逼城市来对比一下。今年上半年，广州自吹自擂，号称民间投资大增，非常非常的牛逼，结果检验一下数据，853亿的上半年民间总投资，倒是有562亿投到了房地产开发领域，占比高达66%。而今年1-7月，忠于实业的常州人民只不过将213亿的资金投入了地产开发领域，占民间总投资的比值只有微不足道的13%罢了。
老实说，常州的产业经济数据让我很是吃了一惊。2015年常州GDP为5273亿，相对2014年的4902亿，增幅7.5%，对于常州这样一个以民营工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城市来说，这种增幅还真是难能可贵。最重要的是，它的工业企业整体上还能挣钱。2015年常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647亿，对比2014年的618亿，竟然也还有5%的增幅。
本公号的读者都知道，在现在的萧条时代，工业企业利润存在普遍性的下滑，只有极少数的城市，才能实现这种利润增长。到2016年，常州的产业数据依然不错。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308亿，同比增幅高达15%。
当然了，在这些亮眼的数据之外，也还有一些不和谐的数据：2014年常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14%，2015年上升到20%，到今年上半年，依然高达19%。每5家常州的工业企业，就有一家处于亏损状态。这么看起来，一方面，常州的企业整体盈利在增加，整体上的日子也还过得去；另一方面，也还有高达五分之一的企业举步维艰，在经济萧条的大潮之下挣扎求生。将这些数据背后的酸甜苦辣挖掘出来，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城市政府，乃至这个国家，应该怎么对待民营资本。
说起来，江苏南部各市，除了以外资科技产业为主的苏州，无锡和常州都面临着传统产业升级的终极难题。无锡的玩法是简单粗暴的关停传统的重型化工和电气企业，然后政府拍板，引入一批所谓的新能源和智能制造这类纯粹玩概念的破烂玩意，结果就是将无锡经济直接带进了沟里，痛苦不堪，现在连翻身的希望都看不到。幸运的是，常州没有无锡那么二逼，他们选择了学武汉：在延续传统的机械装备、钢铁冶炼和重型化工产业的同时，走上了精细化生产的道路。这种选择为常州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常州的产业转型始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期间，当时各类机械装备、钢材和化工原料在整个常州的各大工业区堆积如山，当成废品卖都卖不出去，这种噩梦一样场景让政府领导们不寒而栗。要给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最好的办法，绝不是简单粗暴关停这些传统产业，推倒重来。而是实现精细化生产。你生产的金属加工机床太差，只能实现毫米级的加工精度，当然没有市场，你的机床当然是严重过剩。但是如果能提升工艺，能实现微米级的加工精度，那立刻就是一片广阔的市场。你的化工行业只能生产最低端的乙烯原料，当然是过剩，但是如果你能更进一步，生产高纯度的化学药片，那当然就不用再担心销售问题。事实上，实现精细化生产，在你已有的产业基础上实现升级，需要的资金投入，绝对比推倒重来要少得多。
然而地方政府，面对着产能过剩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推倒重来。地方政府所谓的产业升级手段，一般就是意味着驱赶已有的优势产业，然后拍脑袋引入所谓的新兴产业。无锡政府驱赶化工业，佛山政府驱赶陶瓷业，都是这种二逼症状发作罢了。这要能实现产业升级，那就是见鬼了。
2007年常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254亿，其中五大支柱型产业分别是：机械装备行业，其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为34%；冶金行业，占比20%；化工行业，占比14%；纺织服装行业，占比14%；电子行业，占比5%。到2015年，经过了八年的转型，常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1454亿，其中机械装备业占比上升到了40%，在轨道交通设备和道路机械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化工行业超越了冶金行业排第二位，占比17%，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是化学原药，年产量1.5万吨；冶金行业下降到第三位，占比16%；纺织服装行业依然排名第四，但是占比下降到了9%；而排名第五电子行业的比值几乎没变，6%，主要的产品为单晶硅和太阳能电池。
常州目前的产业状况，机械装备和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很快，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这就是常州的制造业能实现整体上的利润增长的原因。而冶金和纺织产业领域出现了萎缩，常州的亏损企业基本上都属于这两大过剩产业，比如黑色金属冶炼行业的亏损面高达30%。至于第五大产业，电子光伏行业，这个领域基本上属于瞎扯淡，基本上所有的生产线、关键技术都依赖进口，也没有市场竞争力，就靠财政补贴活着。好在占比不高，才6%，常州也就是跟了个风，随便搞了搞，没有像无锡似的，将所有的宝都押在这种神经病产业上。
资料图
这么一看，这八年以来，常州的五大支柱型产业有升有降，总体上还算有序。两大产业盈利，抵消了另外两大产业的亏损。最关键的是：常州政府，以及常州的企业家们，坚守着自己的实业梦想。这个以民资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从来没有陷入地产开发依赖之中。附表给出了常州从08年至今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工业投资占固投的比例长年都稳定在50%以上，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工业投资占固投的比例高达54.1%，较2015年还提升了2.4%。
在全国各地一片炒楼之声的时候，常州的精英群体保持了绝对的理性，根本不为所动。在2013年，常州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到699亿的峰值之后，此后居然是一路下滑，2015年下滑到508亿，较峰值期竟然下滑了足足27%。今年上半年的地产投资额，较去年同期继续下滑3%。
这就是常州。它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群体在汹涌的投机浪潮中，坚守着实业梦想，负重前行。然而，最辛酸的是，常州的普通市民，在地产商的煽动之下，痛骂常州政府没把楼价炒起来。他们声称常州即将沦为鬼城，对常州的精英群体坚守实业的种种艰辛不屑一顾。
在常州市民眼中，似乎只有把楼价炒到天上去，让政府和企业家们将实业投资统统转到地产投资之上，营造出一个红红火火的楼市，才是负责任的精英群体，才是城市经济繁荣的标志。对此，我没什么多余的话说，我只能对着这帮无知的人，比出一个中指；然后转身，向坚守实业的常州的政府官员，以及民间企业家群体，深深的鞠躬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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