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巴西总统受弹劾下台并引发政坛动荡，土耳其军事政变流产，印尼突现市民暴动，伊斯兰国在中东持续肆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和比利时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剑拔弩张诡异非凡。
美俄之间死灰复燃的冷战似乎将随着特朗普当选而出现转机，中美在亚太的角力因南海仲裁案而愈发扑朔迷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随后又突然转向，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反全球化呼声分贝日升，等等。便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内的所见所闻。
在这些貌似相关性不大的事件或现象背后，则隐藏着一些相互关联的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原因或机理。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的时代，在因技术进步而享受到物质福利显著改进的世界，人们看重科学和理性自然而然，以致部分人愈发笃信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随着科技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或满足感会越来越强，很多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难题亦将随之逐步解决。
与此同时，有些人尤其是宗教感下降或长期生活在非宗教环境中的人，对宗教信仰在个人或族群中的意义与影响严重低估，甚至认为宗教情怀浓重的人其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是“疯狂的”。
然而，这种基于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严峻挑战，建立在它之上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也在迅速下降。
那种试图用基于理性主义的中短期政策去解决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问题的努力，尤其是在掺杂了一己私利情况下，其收效甚微抑或适得其反，可以被视为当今世界诸多乱象背后原因之一。
人口变迁是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
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强化，其中日本人口数量已开始下降，预计30年后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39%。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之一是消费不足，其次是思想趋于保守，再有就是劳动力短缺和劳工成本上升，最后是财政压力增加。
主要国家和地区内部族群及信教人口结构变化正向质变接近。欧洲现有5千多万穆斯林，荷兰和比利时新生婴儿的一半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率，205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都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亦将超过5千万。
上述数字构成了欧洲难民危机和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大背景。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甚高，同时教育、营养、医疗和就业机会又不能满足新增人口需要，导致了大量就业技能欠缺的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业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收入分配和财富不平等加剧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变局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
虽说人类经历了二战后快速经济增长，特别是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狂飙时期带来的普遍繁荣，但基尼系数却达到了0.71的历史高度，凸显出国家间的贫富差距。
发达国家内部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亦明显加大。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成年人总数为50%，远低于1971年的61%；同期其收入占比更是从62%降至43%。尽管把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全球化稍显武断，但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收益远未普惠于大众，却是不争的事实。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内中低端位置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群体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因收入差距和战乱引起的人口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大体上可以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明显升级。包容增长近来成为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亦在于此。
如果能够不断地做大蛋糕，见到别人状况改善后相信自身状况会随之改善的“隧道效应”便会起作用。
然而，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在于做大蛋糕的根基受到侵蚀，亦即劳动生产率增长极其缓慢，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从1970年代的4%降到如今的1%，发展中国家同样从2000年的4%以上降至今天的1.5%。
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了重大科技创新鲜见外，还在于导致阻碍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各国内部市场集中和垄断、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级、教育水准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劳动力市日益场僵化以及预期利润率降低引发的投资不振。
在今年9月初召开的G20杭州首脑峰会上，各位代表把注意力从短期政策转向倚重促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中长期政策，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引导全球经济走上正轨。然而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此目标的最终实现远非一日之功。
人们通常认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福利水平，改善生存环境。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科技创新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至少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是巨大的。在近几十年的各种技术进步中，对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当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集体行动的形成。尤显重要的是，个人、阶层、群体乃至国家的权利意识随之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人们的利益所在也变得更加清晰，诉求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
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织融合，极端宗教主义势力的猖獗蔓延，在相当程度上都和受到信息技术进步大力推动的权利意识觉醒与利益诉求强化密切相关。全球网络化也让世界开始暴露于网络战争的威胁之下。
西方标榜并推行自我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有其深刻的历史、宗教和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应该讲在某些历史阶段，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确实得以维护与增进。那时的党派竞争尽管激烈，但整个精英层对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念或行为准则尚有共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得日趋极端且僵化，并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群体。于是，在选举政治的不断强化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精英层开始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裂痕加深：个人权利与国家职责孰重孰轻，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孰强孰弱，国内发展与国际责任孰先孰后，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与欧洲国家右翼势力的迅猛崛起，具有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的绝不妥协，民众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高度不信任，国际社会对工业化大国难以兑现承诺表示失望与不满，向世人展示的恰似一幅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一步步迈向死胡同的画面。
主要大国力量对比持续变化是使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呈现出动荡局面的基本变量。在最近的5年间，中国的GDP从与日本旗鼓相当到两倍多并达到美国的60%。即便按照包括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在内的“包容财富”来计算，尽管差距仍旧巨大，但中国追赶美国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的综合实力已进入顶峰平台期，缓坡下行也成为基本态势。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财政困难。财政状况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本国民众福利，拓展或限制政治家的政策选择空间，还直接影响一国尤其是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实施。
美国在中东等地的战略收缩，俄罗斯敢于在叙利亚与美国争锋叫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来回摇摆，其背后都有财政压力的影子。奥巴马政府奉行的重返亚太政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在财政上玩不起目前的游戏了。
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全球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处理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却存在不足或缺失。同时，表现为国际规则或全球秩序的全球治理，其“公共”程度或“中性”程度也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不存在世界政府、各国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对外政策目标、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过程中如影相伴的搭便车激励或集体行动难题等，基本上可以回答全球治理赤字和全球治理非中性问题。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平台，G20发挥了极为独特的作用，然而它所取得的成果与全球问题的妥善解决仍距离尚远。各国为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全球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从2008年开始，每次G20峰会都向世界表露出坚定且明确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决心，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2015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达到创纪录的736项，排在前10位的国家占总数81%且均为G20成员，而最大受限国是中国。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世界将去向何方？
关于未来，有人说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这句话有部分道理。明年一月将宣誓就职的特朗普总统能否弥合大选所宣泄出来的种族、宗教、治国理念上的对立，能否化解国际社会对美国新政府的疑虑并弱化负面的政策溢出效应，已经成为当下世界最大的不确定性。
明年德国和法国还有韩国的大选是否会有美国大选式的戏剧性、对立性和诡异性实属未知，其中涉及的问题和可能引发的后果，有可能堪比美国。
即便“伊斯兰国”作为组织很可能在多方合力打击下受到重创，但其精神或信念则不会随之败落，没有人能清楚知道它或其他组织谋划的恐怖主义袭击会在世界的哪一座城市实施。
世界史无前例的高债务水平，二战后无出其右的持续低缓复苏，主要经济体前所未有的狭小政策空间，使得无人敢于断言2016年全球或某个地区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或出现经济衰退。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有些东西还是确定的或确定性程度较高的。除了上面谈及的各种观察外，还有如下四点更具一般性的趋势。
首先，尽管我们无法排除爆发地区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但主要大国之间的爆发全面冲突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之间相互尊重共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宿命。
其次，以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度提升为标识的全球化进程将继续，不过全球化之路已经过了宽阔平坦、两旁长满鲜花绿树的路段，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掣肘。
第三，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演化将继续，工业化国家的相对实力下降，新兴国家力量则上升，其影响会以不同的方式在各种国际和全球事务上反映出来。
最后，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国家为榜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将继续前行，并将长期面临巨大的生态与环境压力，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看来是唯一可行且有效的现代化路径。
描述和理解世界需要理论和分析工具。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既有的理论分析至少在某些领域已经难以肩负起解释对象世界的重担。
在本次美国大选面前，流行的政治学与大众传播学理论显得苍白单薄；在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全球治理赤字面前，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显得力不从心。
人们在追求GDP增长率的时候，“突然”发现所付出的环境和生态成本已经高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考虑用包含生态环境之福利影响在内的衡量指标来替代GDP。变化的世界要求我们更新旧有理论、创造全新理论。
今天，我们需要一台观察日趋复杂、形态多样、变化万千之世界的新X光机，以帮助我们精准确定问题所在并对症下药，从而实现我们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增进全人类福祉。
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乱象或难题的出现，既是对现有理论的挑战，也是理论创新的绝佳时机。
来自：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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