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记导读：几乎每个行业风口的到来，都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富人群体；而风口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不同年度首富的归属。

富人的分化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个群体不同个体禀赋与能力的差异，有人实现了超常规的财富逆袭，有人任凭风云变化地位岿然不动，还有人在经历长长的财富抛物线后最终消失，他们或败于灰色的游走东窗事发，或败于现实无法支撑的宏大野心导致的资金链断裂，或败于行业下行船大难掉头的折戟沉沙。中国富人阶层在财富跃升之后的价值拷问与思索，将最终决定其带给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高度。

富人榜背后，到底有怎样的资本故事，挖掘似乎远无止境。

2016年9月27日，服刑16年的牟其中出狱。这位曾经以“罐头换飞机”的中国第一代首富，在2000年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刑，在他入狱的16年间，妻离子散，一手创办的南德集团资产也被查封。在牟其中十余年的铁窗岁月中，中国商界风云涌动，富人阶层起起落落——常青树逐年减少，消失的富人逐年增加，一夜暴富、大起大落的财富故事从未停止，创富行业轮番更迭，就连首富之位也反复易主。某种程度上，牟其中只是中国富人阶层财富故事的开始。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分子，富人榜更是可以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与晴雨表。通过梳理过去15年富人榜的变迁，不仅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家财富的膨胀史，还能看到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生存环境的变化，从而聚焦中国经济、社会机制、创富环境的流变，以期为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提供参考。

何以成就长青树：风口的选择大于自身的努力

2003-2016年的14年间，共有1696人登上过新财富500富人榜。他们之中，2003-2009年的7年间连续上榜的财富“恒星”，共有106位；而将时间拉长一倍，14年持续上榜的“恒星”亦锐减一半，只有55位，占比仅3%（表1）。商场云波诡谲，财富亦增减于无形，究竟有哪些因素，使这55位富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常青树呢？

表1：2003-2016年新财富500富人榜连续14年上榜名录

最大程度获取了行业急速增长带来的爆发性红利

这55位常青树绝大部分分布在房地产、汽车制造、大消费、能源、金融等领域。其中房地产行业以16人之多领跑。

房地产富豪在富人榜占据绝对优势的趋势在2013年达到顶峰，这一年，500富人榜中有109位富豪与房地产直接相关，前十名富人中有王健林、许家印、杨惠妍、许荣茂等四人入围。2010年分列500富人榜第一、第二位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恒大集团许家印，是跟随中国城镇化浪潮发家的典型代表，分别代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两种模式。

大消费领域同样是诞生常青树的沃土。过去15年，是经济增长带动消费成长的15年，家电、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日用品等领域同样孕育了不少常青树，食品饮料行业更是诞生了年度首富。

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通过独创的一套“联销体”管理模式，将全国各地6000多个一级批发商以及三四万个二级、三级批发商编织在一起，结成利益同盟体，取得空前成功，娃哈哈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随后宗氏家族以“娃哈哈”品牌相继向童装、商业地产、商贸等领域扩张了160多家企业，并在2013年夺得首富宝座。此外，还有美的何享健、喜之郎李永军、恒安许连捷、红豆周耀庭等一批大消费领域的常胜将军。

伴随消费的繁荣，家电零售行业出现了两大专业而强势的卖场渠道商——黄光裕创办的国美电器和张近东创办的苏宁电器。这一北一南两家渠道商，带动家电业迎来“渠道为王”的时代。黄光裕和张近东随之财富暴涨，并且从未缺席过富人榜。

大规模城镇化和内需增长，还有一个相同的映衬指标，就是汽车消费的持续上升。连续上榜的55位常青树中，有6位富人涉足汽车领域。包括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吉利汽车李书福、福耀玻璃曹德旺、万向集团鲁冠球家族、隆鑫控股涂建华、比亚迪王传福等。

富人榜上的常青树几乎包揽了衣、食、住、行四大领域，可见广义上的大消费领域，始终是刚性需求，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当然也不可忽视其中“天时”的因素。纵观这些常青树富豪，几乎无一不是各自领域的先驱，如此才有机会抓住行业的风口、获取爆发性红利。比如，宗庆后如果不是早在1989年就开始依托校办工厂生产娃哈哈饮料，只怕日后也难以成为饮料首富；1987年，17岁的黄光裕就离开汕头北上京城，在珠市口开出一家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电器店，十几年后才成就家电渠道霸业；许连捷和施文博创立恒安公司的1985年时，国内女性卫生巾市场还完全是一片空白；而最为典型的常青树富人鲁冠球，更是早在1969年就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公社农机厂。

互联网红利成就了新生代常青树富人

55位常青树富人几乎全部出自传统产业，网易的丁磊成为了唯一例外，这主要因为2003年我们第一次编制富人榜时，互联网行业尚未整体性崛起，日后的风云大佬们皆未入榜。假如我们将起点推后一年，自2004年起，李彦宏、马云、马化腾即开始在榜单崭露头角，盛大陈天桥更是在2005年夺得首富宝座，再往后江南春、雷军、周鸿祎、刘强东等鱼贯上榜。2014年，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三巨头更挺进前十，BAT终结了房地产多年来在前十的优势地位。及至2016年，互联网新贵们更是以绝对优势拿下了前十中的6席。

房产富人式微，互联网富人强势崛起，这一变化折射出中国经济由传统行业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领域转变。这类新兴产业迅速带动了一批新锐富豪杀入富人榜，展露锋芒，并大大拉低了富人榜上榜者的年龄。据新财富过往统计，40-59岁是富人榜中人数最多的年龄段，其中40-49岁年龄阶段的富人占43.2%，50-59岁年龄阶段的富人占34%。然而，互联网富人上榜时年龄普遍低于这一平均年龄。美团网王兴、聚美优品陈欧2015年上榜时，分别只有33岁和32岁。大疆创新汪滔、滴滴出行程维2016年上榜时，年龄分别是35岁和33岁。

近三年，30+富人在富人榜上呈现大跃进之势。2016年上榜的3字头青年富人达17位，同比增长70%，创历年之最。其中新入榜的青年富人11位，有6位从事TMT行业，皆为白手起家。

新锐富豪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从创业到上榜的时间大大缩短。荣智健从艰辛创业到登上富人榜，用了26年时间，黄光裕用了17年；互联网中青一代中，丁磊用了8年，陈天桥仅用了5年，雷军更是只用了4年。且2014年才首次上榜的雷军，就排在当年的第26位，次年就挤进了前十。2016年，雷军排在富人榜第六位，在他前面的是BAT三教主以及王健林、宗庆后。

互联网的特质让年轻的创业者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竞争领域——隔绝了国资力量，不需要争夺自然资源，不需要经营政府关系或寻求权力寻租，他们未经世故因而锐气十足，没有与老一辈企业家相比拟的政治智慧，并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如鱼得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TMT各细分领域源源不断的爆发式增长，站在风口的新锐们将越来越多地步入常青树富人之列。

地域与政策因素同样是成就常青树富人的沃土

相较于抓住行业风口的“天时”，创业所在区域的“地利”，同样是造就常青树富人的客观因素。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外加成渝地区，几乎囊括了所有常青树，形成了明显的富人集聚效应。长三角则是中国造富能力最强的区域。从单个城市来看，北京、上海一骑绝尘，紧随其后是杭州、广州和深圳。东部地区良好的政策环境、领先的经济基础、优渥的产业土壤、先进的商业理念环境等，都是诞生富人和让富人长留的重要原因。

地处西南的重庆诞生了三位常青树富人，分别是力帆集团尹明善、隆鑫控股涂建华、东银集团罗韶宇家族，他们的主业或多或少都与摩托车、汽车制造相关。早年重庆摩托车生产形成了一个上下游供应链和良好的产业生态集群，构成其他地区没有的优势。

常青树富人之所以成为常青树，主动或被动地早于其他人享受政策红利也是重要因素。这个特征在汽车、金融领域表现尤为明显。

曾几何时，汽车领域是民营企业的“禁区”。为了突破这个禁区，吉利李书福为此奔走了十年。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契机，2001年吉利汽车出现在国家经贸委的第六批生产许可公告中，才算是真正拿到了“准生证”。这也被认为是“汽车工业向民企开放”的标志。产业政策放宽，民营资本犹如开闸的洪水大规模涌入，汽车产业由此开启了十余年的黄金时代。和吉利一样较早介入汽车领域的民营企业家们，一同享受了这笔政策红利。

在国家严格限制民营资本涉足金融领域的背景下，能拿到特殊“路条”者，显然能获得超额的财富积累。刘永好、卢志强、张宏伟、鲁冠球、郭广昌等，无不受益于此。前三者由于是中国首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三大主要股东，皆在该行以少量投资获得巨额回报。以张宏伟为例，其控制的东方集团以2.23亿元的原始投入，获得115.79亿元收益，回报高达51.92倍。刘永好与卢志强在民生银行同样也获得百亿级的收益。

而鲁冠球与郭广昌较早借助金融平台完成“实业+金融”模式的跨越，有效促进了其日后的产业扩张。鲁冠球早在1999年就全资拿下了上海浦江期货（后更名为“通联期货”），之后又实现了对万向信托、民生人寿、万向财务的绝对控制。2001年末，复星系也开始运作德邦证券的筹备事项，并最终拿下控制权，从此在获取金融牌照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拿下了德邦基金、中州期货、复星人寿等金融机构。

常青树的分化：禀赋与能力的差异

富人榜2003年的入榜门槛为2亿元，2016年已提升至65亿元，据此计算，中国最富500富人的财富年均增速约为30%。相对这一“大盘指数”，连续14年上榜的常青树富人，呈现出三种典型的变化：有人财富增速大幅超越大盘，排名迅速蹿升；有人排名始终保持稳定；有人财富虽然缓慢爬升，在富人榜中的地位却每况愈下（表2）。而这种变化轨迹的分化，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这个顶尖群体禀赋与能力的差异。

财富逆袭者的典型

BAT教主成为当仁不让的财富逆袭代表。以“鹅厂”小马哥为例，2004年他首次入榜时排在第398位，财富仅3.5亿元，属于“垫底”阶层。2012年后其财富加速上扬，及至2016年，高达1366亿元，排序也逆袭至第2位。其逆袭轨迹，犹如满轮长虹般壮观，中途几乎没有任何波折（图1）。

马化腾的财富增长，简单地用“站在了风口”来解释显然无法让人认同。作为中国互联网界最佳产品经理的马化腾，对于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以及在文化上对于外来团队的包容，因而微信的诞生与壮大并不是偶然。

当然，在传统行业的富人也不乏逆袭的典型，比如何享健家族。2003年，何享健家族以2.7亿元的财富排在第321位，2016年则以685亿元财富飙升至第8位（图2）。其财富增速超出多数常青树，在于实现了三个主要跨越。一则，在电饭煲等日用家电市场渐趋饱和之时，美的及时切入到冰箱、空调等制冷家电市场爆发的新风口；二则，2013年美的实现整体上市，将旗下除地产之外的所有资产实现了证券化，何氏家族财富实现二级跳；三则，何享健与何剑锋父子联袂在金融领域耕耘，特别是何剑锋执掌的盈峰投资，已经成为何氏家族资本运作的另一主体，父子控制的金融资产据称已达千亿元规模。

曾经主宰家电渠道的“北国美、南苏宁”两大霸主，掌舵人的财富轨迹却是截然不同。张近东2003年首次入榜时以5.8亿元的财富排在179位，2008年以财富峰值的351亿元排在第6位，及至2016年略降至319亿元，排在第44位（图3）。而国美黄光裕2003年首次入榜时即以46.8亿元财富排在第3位，同样在2008年以400亿元的峰值财富继续保持在第3位，及至2016年其财富下滑至150亿元，名次也下滑至第147位（图4）。

从二者的财富及富人榜位次变化轨迹来看，张近东依然属于快速跃身的典型代表，而黄光裕则属于滑落的典型代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反差呢？

同为线下零售的国美与苏宁，皆受到了来自以京东、阿里为代表的电商的强势冲击，但在应对举措上，苏宁显然拥抱电商更为积极，其连续多年不遗余力培育自有电商平台苏宁易购，推行线上线下价格一体化，并且通过收购红孩子、PPTV等互联网平台为自身导流，2013年将苏宁电器更名为苏宁云商，宣示其拥抱B2C的坚决。反观国美，虽然有黄光裕入狱的不利因素，国美一度也在积极进军B2C领域，一方面收购了库巴网，另一方面启动了自有电商平台国美在线，但久未见起色之后，国美选择了从电商撤退，收购而来的库巴网也关闭了之。

虽然苏宁的线上线下融合之路依然艰难，但是张近东并未打算放弃。同时，张近东引进阿里巴巴作为战略性股东，虽然并未见对苏宁的电商转型具有实质的促进作用，但至少对苏宁的股价稳定作用还是“功勋卓著”的。当前，1300亿元的销售收入的苏宁，市值达到了1000亿元；而660亿元收入规模的国美，市值却仅有200亿元。黄光裕与张近东财富数额的分水岭就此形成。按当前的位次滑落速度，曾经有着首富光环的黄光裕，日后跌出富人榜榜单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在游戏领域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的一对人物：陈天桥与丁磊。陈天桥的盛大游戏曾经在端游领域雄霸天下，他本人甚至在2005年登顶首富。随着盛大在之后的页游、手游屡失机会，陈天桥也日渐边缘化，其虽未跌出富人榜但地位已然不断下滑。丁磊的网易，虽说在游戏领域遭遇腾讯的强压雄风不再，但丁磊至少还是守住了基本盘。

典型常青树的特质

排名保持稳定者的典型有鲁冠球。2003年，鲁冠球以52.4亿元的财富排在第2位，2016年，其财富已膨胀至450亿元，而排名仅稍跌至第21位（图5）。鲁冠球的排名虽说有所波动，但从未跌出前50位。类似的还有卢志强、刘永好、刘永行、郭广昌、许荣茂等人，几乎始终在前50位之内小幅变动。这背后有哪些共同的因素作用呢？

来看看被外界称为“民企不倒翁”的鲁冠球。1969年开始步入商界的鲁冠球，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是风云人物，至今创业40多年屹立不倒，而当年与他拥有同样知名度的诸多企业家，早已消失在商业大潮中。在中国宏观政策一轮又一轮的洗礼中，鲁冠球练就了超强的政治敏感度。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必须与政府走得近，但要避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近。与鲁冠球一样，刘永好、刘永行等人也都是在政商关系上拿捏到位的“老司机”了。

与此同时，他们无一不是通过产业的多元化投资，来对冲单一行业的波动风险。比如，鲁冠球控制的万向系，从小小的汽车配件万向节开始，发展成为横跨汽车、能源、房地产、金融、农业等产业的多元化集团。

常青特征渐失者

排名显著下降者中，最为标志性的人物当属荣智健了。

一个家族要打造百年的传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要将这根基毁于一旦，只需一个错误决策。2007年，中信泰富与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在内的13家银行签下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澳元大跌，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公司因此产生了147亿港元亏损。

作为中国民族资本第一家族的荣氏家族，祖上留有遗训称：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荣智健执掌的中信泰富却重资本运作而轻实业经营，其中不乏投机行为，一着不慎即从首富滑落到了第200位（图6）。

榜单上的常青树中，那些排名显著下滑者多数都有一个基本特征，主业相对单一以及涉足的都是某一细分领域，市场空间相对有限，当市场空间趋于饱和时，其财富的增长也就逐渐止步。若不扭转颓势的话，日后逐渐跌出榜单也不奇怪。

经历财富抛物线轨迹的富人

与排名显著下滑者具有同样代表意义的，是经历抛物线轨迹的富人。这些人最大的特征是，处于周期性的重化工业行业之中，且主业相对单一，当行业处于上升期时，其财富跟随上涨，而行业步入衰退期时，其财富则跟随缩水。2009年登顶首富的沙钢沈文荣、2011年登顶首富的三一梁稳根，便是这个变化的直接写照。

2003年，梁稳根仅以3亿元的财富排在第311位，此后他的财富数额一路走高，并在2011年以500亿元登顶首富。然而，这一励志故事好景不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梁稳根在富人榜中的位次也一路下行，到2016年时已经跌落到第75位，财富数额也缩水过半（图7）。

类似的还包括沙钢集团沈文荣、建龙集团张志祥、海鑫钢铁李兆会、熔盛重工张志熔等人，海鑫钢铁、熔盛重工甚至直接陷入破产重整的泥潭。所以，有时候不必过度迷信富人的超强能力，即便是常青树富人，很多时候不过都是运气不错赶上风口而已，风停了，创富故事也就基本结束了。

那么，有没有进入在周期性行业却又抵抗住了行业衰退的富人呢？当然有了，比如2001年之后，分别进入了钢铁、电解铝等重化工业领域的郭广昌、刘永行等人。他们的秘诀并不是阻止了行业的下滑，而在于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有效对冲了周期性的风险。

郭广昌的复星系，除了钢铁、能源业务，还有医药、金融、零售等非周期性业务。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除了电解铝业务，还有农牧、饲料、金融投资等业务板块。这使得他们在周期性业务下滑时，能从容依靠其他业务来弥补与对冲。

作为金字塔尖的富人们，个人能力断不至于有天渊之别，他们之间的分化，往往在于一念之间的选择或者不同的风险偏好。

消失的富人：探寻大败局中的规律

长期以来，富人榜也被人们戏称为“杀猪榜”，这是因为，常青树只是少数，大多数时候富人榜上充斥着大起大落、各领风骚三五年的风云故事。当然，还有更多昙花一现的故事。从光鲜到陨落，他们分别有着怎样的原因？其中又有着怎样的规律？

失陷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是问题富豪消失的“黑洞”。这个名单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周正毅、刘汉、徐明、丁书苗、吴兵……不论是民营企业家主动“腐蚀”官员，还是官员主动向民营企业伸手，这种利益捆绑终究不是终极出路，企业家能力和企业组织形式才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曾经的湖北省首富兰世立，一手创办的东星航空因资金链问题折翼，他感慨，“民营企业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离某些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会找你”。

超越常规VS违法违规

能将企业做大做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超常规”的胆识和魄力。现实的是，“超越常规”是一把双刃剑，运气好时是李书福式的超前谋略，运气不好，则很容易碰触规则的边界，尝到折戟沉沙的苦果，牟其中、顾雏军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顾雏军上世纪80年代末因发明非氟制冷剂，掘到第一桶金。2000年，顾雏军创办的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5.5亿港元。

2002年开始，格林柯尔连续上演“蛇吞象”的并购大战，相继收购处于科龙电器、原吉诺尔电器全部资产、亚星客车等，缔造了一个横跨家电和汽车的产业资本帝国。然而同时，外界抨击他的收购是“侵吞国资，强取豪夺”。2005年顾雏军被立案调查，罪名包括金融诈骗、挪用公款等。同年，顾雏军从富人榜上消失。2008年顾雏军获刑十年，不过罪名变成了虚假注册罪、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等。2012年出狱后的顾雏军开启了坎坷的谋求平反之路，至今尚无结果。

一手创办新华人寿的关国亮也是个颇具争议的存在。在他掌控的8年间，新华人寿跃居全国四大寿险公司之一。关国亮2003-2005年连续三年登上富人榜，名次最高时排在286位。2006年关国亮被中国保监会宣布暂停履行董事长职务。中国保监会调查发现，关国亮通过帐外向关联公司拆借巨额资金，通过隐性平台进行房地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其历年累计占用新华人寿资金累计约130亿元。

彼时，保险投资并未全面开放，关国亮的系列运作属于违法行为。在关国亮倒下的这些年，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监管放松，相继颁布了《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险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等。为此，有人感叹关国亮生不逢时。

行业下行，大船难掉头

消失的富人中，有一部分因为踩错了行业周期，或在行业进入下行通道时，因管理不善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时大船掉头，导致财富一夜倾塌。过去十多年，钢铁、煤炭和光伏行业，都曾上演过极其相似的盛极而衰的弧线。

煤炭产业到达巅峰的2008年，上榜的山西富豪共有13位，其中就有十位是“煤老板”。2014年，山西上榜富人只剩两人，分别是美锦能源集团的姚俊良和主业为房地产的昌通集团张三货。

2001年乘着光伏发电行业需求旺盛的东风，施正荣一手缔造了尚德神话，并在2006年登上榜首。此后很快，因光伏产业形势逆转，产能过剩，全行业千疮百孔，加上尚德内部决策失误，施正荣深陷财务泥潭，2013年在尚德电力破产重整中出局，最终消失于富人榜。

资本运作败局，资金链断

德隆系唐万新可以称得上民营资本中实施产融整合模式的“带头大哥”。他的所谓产业整合，基本模式是圈定农业、机电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装进实业，利用杠杆原理从资本市场融资，再继续顺着产业整合概念进行并购，如此循环，将雪球越滚越大。2003年高峰时期，德隆系手中握有170多家子、孙公司和包括证券、银行、保险等在内的近20家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达1600亿元。

随着产业战线的拉长，产业整合效益的速度无法跟上金融扩张的速度，德隆的资金链条的愈发紧张。2004年4月，资金饥渴到极致的唐万新抛售流通股套现，引发德隆系上市公司股价狂跌，德隆帝国在短时间内崩溃。2004年7月唐万新被捕，德隆系一系列非法融资手法随之被公诸于众。2006年，唐万新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经济流变、产业纵横考验着企业的经营能力，在消失的富人中，因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形势判断失误等经营不善而大浪翻船的富人亦有一定比例。中新地产郦松校在地产膨胀的2006-2007年大肆储备土地，扩张规模。然而由于对市场判断出现严重失误，销售回款不能支撑各项费用，中新地产陷入资金链危机，成为金融危机中倒下的地产商之一。

此外，创立了“五谷道场”品牌的中旺集团王中旺、卓达集团的杨卓舒等，均是过去十多年中因为遇到资金链断裂而落榜的富豪。

疾病、压力与意外

人们往往习惯性忽视富豪们的压力和精神世界，但焦虑并没有因为富人的财富而绕道。2014年9月，55岁的闰土股份控制人阮加根跳楼身亡，此前他曾五次上榜。有媒体报道，他生前有焦虑、抑郁倾向。2008年4月29日，涌金系掌门人魏东在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坠楼身亡，年仅41岁。2005年1月4日，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徐凯在西安一酒店上吊自杀，时年56岁。彼时，金花集团发展平稳，资产雄厚，据报道徐的自杀，更多是个人生活及健康问题所带来的压力。

公司灵魂人物的突然离世或多或少会给公司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北生药业是前车之鉴。2008年4月，北生药业董事长何玉良在北京突然因病去世，此前他曾经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上榜，是广西北海的知名富豪。何离世后，临危受命的25岁的女儿没能挽救已然危机四伏的北生药业，不久公司债务危机爆发，随后步入破产重整程序。2014年7月，北生药业在一次重组完成后易主。

神秘上榜，神秘消失

上榜的1696位富豪中，有505人仅出现过一次，占了1/3，他们上榜时大多排在300名开外。如果剔除近三年数据，2003-2012年间，富人榜上昙花一现的富人也有360位。其中隐藏着一类神秘富豪。他们原本躲在非上市公司复杂的股权结构中，因为关联公司资产证券化一举被推倒公众面前，短暂的现身之后又闪退，留给公众一堆问号。

2004年夏天在香港上市的平安保险第五大股东“源信行”的绝对控制人刘方，凭借所控制的“宝华投资”持有平安保险6.67%的股权的郑建源，是其中较早受到关注者。2007年西部矿业上市，同样催生了一批神秘富豪。

在非上市公司中，隐蔽的股权结构之下隐藏的富豪并不少见，即使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金字塔式的多层控制等隐蔽方式控制着企业，同样让外界难以找寻踪迹。富人榜背后，到底有怎样的资本故事，其挖掘远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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